北京市民侯女士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一张89元余额的存折，由于金额太小，父亲未将密码告知家人。现在，她若想取出这笔钱，必须先花200元去公证，否则就只能放弃这笔遗产。但是，国家却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，储户从银行领取遗产需公证书（11月13日《新京报》）。
　　没有法律依据，仅凭内部规定，就拒绝将储户的存款支付给继承人，尽管储户继承人提供了结婚证、身份证、死亡证明、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，却均被银行拒绝。看来，银行的内部规定执行起来着实严厉。
　　但是，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效力是以合法为前提的，缺少法律支持的规定就是恶规。银行的这一恶规显然侵犯了公民继承财产的权利，让公民权利在内部规定面前发生了梗阻。而这种恶规“恶搞”法律的现象，在一些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
　　现实中，对于“内规”，我们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——尽管侵犯公民权利的“内规”比比皆是，但是法律却很少主动介入，对其进行监管。比如少数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，上下班要搜身检查；比如邮政部门对于挂号信函的赔付，不管你的信函有多重要、价值如何，在递送过程中遗失了，邮政部门赔偿的金额仅是邮费的两倍。
　　企业内部规章制度虽然是单位行政制定的，但是应该充分考虑到合法性与合理性。缺少法律支撑，认真追究起来，内部规定就形同一张白纸。缺乏合理性，在执行内部规定的时候就会处处受挫，既损害公民权益，也影响企业外部形象，最终损害的还是企业自己的利益。
　　继承89元的遗产要花200元去公证，使得那些小额储户的继承者不但无法受益，相反，还得为自己的继承权买单，银行的“内规”就变成了一种故意刁难。其实，即使是对于大额储户，既然没有法律支撑，银行的这种规定也当属无效，应该废除。
　　其实，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，但在法律框架之内，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平衡点，这样，才能达到利益的平衡。像银行单方面要求储户提供公证书的做法，使利益平衡点向银行倾斜，如果储户考虑受益因素不去公证，那么，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继承权，这笔储金无法取出，最后得益的就是银行。将别人的财产占为己有，显然是不合理又不合法的。所以，这样的规定理当废除，不能让企业的恶规“恶搞”了我们的法律。